3月31日下午,在本赛季CBA总决赛结束11天之后,中国男篮集训大名单终于出炉。在这份姗姗来迟的名单当中,没有教练组成员的名字,这在中国篮球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三军不可一日无帅,男篮是截至目前唯一获得里约奥运资格的男子集体球类项目,这份“半吊子”名单的出炉,无疑为男篮的奥运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宫鲁鸣这个名字本应出现在这份名单当中。年届六旬的宫鲁鸣堪称中国篮球的功勋教练。他曾经是“96黄金一代”的掌舵者,率领中国男篮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进入前八,获得历史性的突破。1999年,女篮先后负于韩国、日本、中华台北,无缘悉尼奥运会,主教练马跃南黯然下课。当时的女篮,没人能接,没人敢接,于是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信兰成想起了宫鲁鸣,宫鲁鸣毅然接手女篮,一批年轻队员成长起来,队伍迅速恢复了生气,2001年夺回亚锦赛冠军,2002年世锦赛打到第六,釜山亚运会力擒韩国夺冠。2013年亚锦赛,男篮兵败马尼拉,跌入到了历史最低谷,希腊名帅扬纳基斯拂袖而去,这回陷入主教练危机的轮到了中国男篮,反复论证之后,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终于拍板:让宫鲁鸣挂帅。据宫鲁鸣回忆,信兰成急冲冲地推开他办公室的门说:“总局定了,就你了”,随后就走了。宫鲁鸣上任之后,大胆启用新人,长沙亚锦赛上,中国男篮夺得阔别4年之久的亚洲冠军,获得了此前从未失去过的奥运入场券。
然而,宫鲁鸣和篮管中心之间出现了问题。问题出在哪里?首先是待遇,资深篮球媒体人孙保生先生日前撰文透露,“宫鲁鸣上任之初,篮管中心许诺他25万月薪的报酬,后来领导觉得太扎眼,降到15万,然而亚锦赛过去大半年,到手月薪仅仅1万,之前的工资和完成任务的200万奖金始终没有兑现”。比待遇更重要的是尊重,宫鲁鸣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要求的不仅仅是中心承诺的待遇得到兑现,更重要的是对我、对我们教练组和中国男篮全体队员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,因为这关系到今后中国篮球的发展。”
作为另一方,信兰成主政的篮管中心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:作为国家干部,宫鲁鸣拿主教练的薪酬违反相关规定,中央有八项规定,尤其是2014年,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国家体育总局总结出的六大严重问题中,明确指出:干部兼职普遍,利益关系复杂;总局党组和纪检组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,监管问责力度不够大,违纪违法问题反映突出。
结论似乎出来了:是体制、是制度,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。但将宫鲁鸣之伤,简单的归结于体制、制度问题,就是最终的结论吗?
显然不是。
就事论事的讲,制度是死的,人是活的,奥运在即,强敌当前,解决现实的问题,需要行政主管领导的勇气与担当。著名篮球评论员杨毅撰文指出,“中国体育本身就在专业体育和市场的艰难转型之中,这个时代的中国体育本身充满了尴尬。可再尴尬的体制和现实,也可以靠人的作为去腾挪和改善”。同样在体育总局的管理之下,刘国梁、李永波、周继红、黄玉斌、冯树勇、王义夫……这些中国奥运军团的领军人物,或有行政职务,或有军衔,难道他们在奥运赛场上为国家摘金夺银,每月就挣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干部的区区几千元工资?篮管中心领导无需考虑深邃的体制改革问题,只要抽空打个电话问问其他兄弟单位如何处理类似情况,即使在体育总局行政框架之下,也能找到解决办法。何况,已到退休年限的宫鲁鸣在上任国家队主教练之初,就替领导想出的解决方案,据知情人士透露,他曾不止一次申请辞去篮管中心运管部主任一职,篮管中心一方面找人接替了他运管部工作,但始终没有办理宫鲁鸣的辞职手续。
宫鲁鸣家境殷实,给他造成真正伤害的不是待遇问题,而是被愚弄。对此,杨毅有过生动的描述:“危难时刻,请君出山,许诺25万;眼看你已经上了贼船,知道你的热忱也不会让你撂挑子,改成15万;最后看看局面好了,狡兔死,走狗烹,飞鸟尽,良弓藏,黑不提白不提,就给1万”。显然,不管大环境如何,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,篮管中心作为主管篮球运动的国家行政机关,处于失信的一方。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,要建设包括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、司法公信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,而政务诚信是四大诚信体系建设之首。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!也许,篮管中心会有这样那样的苦衷,但“政务诚信”这个问题不解决,宫鲁鸣之伤,恐怕还好继续。
有资深篮球从业者感慨道:“近几年中国篮球每每闹出事情,篮管中心总能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,但越找借口,对自己越不利。”远的不说,CBA联赛办至今没有处罚总决赛第三场赛后与球迷斗殴的辽宁队球员,对此,篮管中心竞赛部主任张雄给出的理由是“在公安机关没有认定之前,没有处罚依据”。按照这个逻辑,公安不处罚,篮协就不能处罚,请问本赛季篮管中心开出的处罚球员、俱乐部、赛区的罚单多达几十张,价值数十万,哪张事先有公安机关的认定?无独有偶,宫鲁鸣的事情一出,信兰成祭出“八项规定”。组建国家队参加奥运会,是国家赋予篮管中心的行政职责,国家队主教练承担成绩上的巨大压力,非特殊人才不能出任这一重要岗位,根据“多劳多得”、“同工同酬”的原则,应当享受特殊岗位的薪金。身在体制内的宫鲁鸣,出任国家队主教练是接受组织派遣,是组织行为,不是个人行为,更不是兼职。如果这也违反党纪,只能说明篮管中心的主要领导在认识上有偏差,客观上将遵守党纪和尊重人才相对立。
归根结蒂,宫鲁鸣之伤是国产教练之伤,也是体制内人才之伤,解决宫鲁鸣之伤,要靠深化体育改革。中国体育,脱胎于计划经济,壮大于举国体制,从历史上看,既有“零的突破”,也有“兵败汉城”;既有“女排五连冠”,也有“男足黑色三分钟”。进入上世纪90年代,以足球、篮球为先导,中国体育的第一轮改革启动,开启了从专业体育向职业体育的艰难转型,时至今日,这个转型尚未结束。转型期间,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体育人怀着为国争光的伟大理想,夜以继日,呕心沥血,为中国体育带来一次又一次的胜利,带来一块又一块的奥运金牌,但与此同时,过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和教练员、运动员的矛盾分歧时常出现。难怪有专家指出,“改革再不深化,类似问题还会出现,宫鲁鸣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”。
改革如何深化?简言之就是“去行政化”。同样是中央第十一巡视组,2014年11月在总结报告中一针见血的指出,体制的症结在于“总局直属单位行政、事业、社团、企业四位一体,权力高度集中”,改革的方向在于,“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国务院的部署,解放思想,下大决心,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,认真解决行政、事业、社团、企业不分问题,实现政事、政社、政企分离,管办分离……”此后,管办分离首先在足球项目中进行试点,足管中心被撤销,中国足协与总局脱钩,联赛公司化改革得以深化,职业联盟呼之欲出,种种迹象表明,中国足球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而篮球等其他项目,运动成绩远远好于足球,更加具备改革的有利条件。
“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凯撒”,行政的归行政,协会的归协会,市场的归市场,才是宫鲁鸣之伤的终极解决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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